辩证看待西方政党政治的新发展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不管其政治体制如何不同，都实行政党政治。政党及政党政治源于西方，已有数百年的历史。进入新世纪，特别是2008年发生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国际环境和西方国家政治生态发生了很大变化，西方国家的政党政治随之也出现新的情况。如何评估这些新变化，是一个正在热门讨论的课题，而且也涉及如何在新的形势下进一步深入展开中国政党外交的课题。
西方国家政党政治的新变化
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政党政治形式多样，但无论哪种形式都是以掌握和影响国内政治权力为主要目的。
西方国家代议制民主，是政党通过组织选举，推举党派候选人作为国家元首或政府总理，通过各级选举组建国家中央和地方政权。一旦多数党组成政府，即成为执政党或联合执政党。通过议会，政党成为立法机构的主要推动力量，推动立法机器的运转，通过有关法律，并且实施行政权力与司法权力的运作，一旦政府组成，政府将按照执政党的执政纲领通过立法程序执行法律和政策。因此，在这一权力运作过程中，政党作为核心力量发挥作用，实施本政党的施政纲领。
西方国家统称实行“多党制”，但情况各不相同。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实行的“多党竞选，两党轮流执政”的“两党制”。德国、法国、意大利是多党竞争的“多党制”，也可以说比较标准的多党制，特点是政党数量繁多，不断出现新的政党，但基本是左右两翼“二元化”政党政治。一个大党往往同一个中间小党组成联合政府。日本在法理上实施多党制，但长期以来是自民党一党掌权。只是到2009年民主党获多数选票在一段时间内上台执政。2013年7月日本国会选举，自民党又获多数，成为“一党独大”的执政党。日本政府首脑更替大多数在执政党内部派系之间进行。
近10年来西方国家发生的政党政治新变化，源于四大因素：第一，世界经济全球化对西方政治生态的影响；第二，信息社会化、新媒体迅速发展对传统政党组织和运作方式造成冲击；第三，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新自由主义”思潮对政党的传统观念发生作用；第四，国际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造成西方体制性困境。
现在世界政党政治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面临新的挑战与机遇。
第一，一体化与多元化同时发展。全球化首先是经济全球化。经济是基础，必然对上层建筑产生影响。这种全球化产生的一体化趋向，不能不对国际政治和世界文化产生影响，对政党政治产生冲击。各类政党的战略和政策的确定不能不考量全球化带来的影响。本国的经济发展如何适应全球化的需要，以及政党国际联系的基本原则都要把全球化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与合作放在极为重要的位置。但同时，全球化不能造成政治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相反，在经济全球化的同时，产生政治多元化和文化多元化。这种多元化广泛地表现在政治、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一体化和多元化看似是矛盾的，但这正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向。社会在相反相成中向更高形态发展。政党政治只有把握这种发展方向和规律，才能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
第二，世界性与民族性同时发展。人类面临全球性的挑战问题和发展机遇，需要各国共同努力应对。因而，政党政治的现代发展必须具有世界眼光，也就是要有当代的“世界观”。与此同时，这种世界性不能也不要求抹煞民族性。相反，民族性的发展必然会丰富世界性。政党政治的现代发展，战略和决策要把握世界性与民族性的矛盾统一。牢牢地站在民族国家的战略利益之上，用世界眼光，把本国利益同全球利益结合起来。只有这样，现代政党在国际国内风云变化和错综复杂矛盾中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第三，政党政治的理想性与现实性。总结各国政党的兴衰成败的经验与教训，坚持自己的理论原则和核心价值观十分重要。西方政党看似超越意识形态，实际是不断强化自身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它们只是将自身的价值观说成是全民或普世价值观而已。而与此同时，近20年来，各国各类政党越来越走向现实。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相比较，现实主义明显占优势。一切从现实出发，是各类政党提振执政能力的要素。处理好理想性和现实性相互影响的辩证关系，既立足于贴近民众、贴近现实，又不失去远大目标与理想，使政党政治在千变万化的现实生活中站稳脚跟，并获取发展。
第四，对信息化的适应性与引导性。信息社会已经是一个事实，政党政治正面临信息化时代的考验。这种以新科技革命为基础的信息社会的逐步显现，带来两种结果。第一种结果是：在发达的西方国家，阶级和阶层结构发生变化，白领工人数字大于蓝领工人，科研人员大于产业工人。第二种结果是：大众媒体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影响日益加强。社会民主走向多元。同时也要看到信息社会的发育与发展，同民族国家的政治制度、文化传统和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因而政党政治既要迎合信息化时代的大趋势，又要对信息化带来大众媒体的影响和社会民主的作用加以引导。
第五，对国际思潮的适应性与抑制性。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新自由主义思潮在全世界泛滥，直到2008年发生国际金融危机而受到质疑。欧洲国家一些社会党，顶不住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压力，提出新“第三条道路”的理论与政策主张，试图把社会民主主义同新自由主义结合起来。但这样做模糊了社会民主主义的特征，失去了部分中间阶层群众的支持，在欧盟多数国家执政或主要联合执政的好形势，不久就失去了。相反，同样是20世纪90年代，拉美许多国家接受新自由主义为执政主导思想，使一些拉美国家濒临破产。拉美国家痛定思痛，抵制新自由主义思潮，拉美左翼思潮获得很好发展机会，拉美左翼政党通过大选纷纷上台执政。
辩证地看待西方政党政治的新变化
我们要深入和准确地观察和分析这些新变化，既不缩小也不夸大。
有一种观点认为，西方政党政治面临“衰败”危险。其论点是：1、传统政党党员人数减少，党员年龄老化和消极化；2、政党的政治社会功能弱化；3、政党意识没有与时俱进，淡化意识形态差异，模糊党的思想特性，政党自身独特政治标识丧失；4、党员极度缺乏参与政党活动的热情；5、左翼政党“向右转”，右翼政党“向左转”，政党间界限变得模糊不清；6、政党日益成为利益集团的“传声筒”，利益集团冲突逐渐取代政党间的矛盾与冲突；7、欧洲政党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群众性政治组织，与草根社会裂痕加大；8、西方政党已沦为纯粹“选举党”，对民众疾苦漠不关心；9、大众媒体和网络，直接与民众建立联系，部分地替代了原本属于政党的社会功能；10、美国国会中民主共和两党走向极端化，使美国政治体制的功能严重失调。
上述观点是合乎事实的，但不够全面。同时将上述观点叠加起来，得出西方政党政治已走向危机和陷入“衰败”的结论，则是片面的。考察政党政治要全面地研究各类政党的整体状况及对各国政治运行的影响，而不在于某一或某几个政党的盛衰兴亡。分析政党政治出现的新情况，要把握“变”与“不变”的辩证关系。
第一，政党自身和政党格局确实发生了很大变动，但是西方国家由一个政党（或少数几个政党联合）上台执政，贯彻该党政治理念的政党政治基础并未动摇。近年来，欧洲一些国家、日本和美国，经过大选，主流政党有的轮替上台，或者继续执政，都是政党政治基础未变的证明。
第二，西方国家传统政党和主流政党确实已经成为“选举党”。中心工作围绕选举进行，而且不断发生“权钱交易”、“贿选”等丑闻，几十年来都是如此。西方国家主流政党只有选举获胜和上台执政才能贯彻政党理念，其领袖才能成为国家和政府领导人。选举时提出的“承诺”出于选胜需要，很多不能兑现，但也不能偏离太远，否则下次选举时就会失信于民了。因此，主流政党也要依靠选民的大多数，政党咨询机构也会提供各种民意调查。就此而言，不能说这些政党完全不顾百姓死活，被“选票绑架”，被“财团绑架”和“盲目顺从所谓民意”。结论是，西方国家“选举民主”体制弊端显现，但尚能正常运行。
第三，左翼和右翼界限渐现模糊，中左和中右盛行。但是既要看到左翼和右翼的模糊性，也要分析它们的区别性，左翼和右翼既有“共相”也有“异相”。左翼和右翼政策上相互接近的原因是：西方国家阶级、阶层和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中间阶层处于重要地位，它们的利益诉求有雷同之处；各类政党在内政上面临民众关心的相似问题，比如克服经济危机、增加就业、保护生态环境、改善民众生活等现实问题；各类政党淡化了意识形态及战略要求，奉行机会主义、实用主义和平庸主义政策。但是左翼和右翼并未完全趋同，有其本质的区别。左翼所代表的依然是以民众的中下层为主，政党理念及解决社会问题的政策同右翼也有不同。
第四，党内和党派斗争与竞争既有激烈性又有妥协性。“党内有派、党外有党”是西方政党政治的常态。特别在发生国际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之后，执政党与在野党，左翼与右翼的政策分歧更加严重。美国民主党称不上是左翼政党，但奥巴马是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危难时期上台执政的，为解决危机的困局，奥巴马代表民主党出台一些有左翼色彩的政策，如医疗改革和向富人增税，遭到保守的共和党的激烈反对。但是这种情况并不是现在才有，早在克林顿任总统期间就已出现过。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激烈斗争之后，总是以相互让步和妥协告终，这并没有如有些学者认为的产生“西方国家政治极化现象”。我们要看到，西方政党之间既有斗争的激烈性又存在妥协性。在大选期间，政党之间斗争热火朝天，似乎是“你死我活”。大选之后归于平静，上台执政的执政党倒求同落败的政党和解，落败的政党成为“建设性的在野党”，对执政党的政策既有反对又有支持，并不是一味“为反对而反对”。
积极发展同西方政党的党际交流
同西方国家各类政党的党际交流与合作，是中国政党外交的一个重要方面。多年来，中共同西方政党的关系积极而活跃。由于世界形势、国际关系，以及西方政党自身的新变化，中共同西方政党的关系也出现了一些制约因素。特别是一些西方政党存在意识形态的偏见，交流中强调西方价值观。同时，西方政党对中国快速发展存在种种疑惑。再有是新生代的政党领导层缺乏对中国和中共的实际了解，甚至有不少误解。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中共同西方政党的关系已有很好的基础，现在双边和多边政党外交空前活跃，逐步建立对话平台和机制。特别是西方政党十分愿意同我们党深入探讨世界发展的新理念和新思潮、中国发展和改革战略，以及治国理政的经验。
为适应新形势和新情况，缓解出现的新问题，西方国家各类政党，不管是执政党或在野党、左翼党或右翼党、中间党，都在调整战略和政策。政策调整基本涉及经济与社会发展和政党自身建设两个方面。经济和社会政策方面包括：克服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的途径与方法；加强对金融市场的监管；加强经济治理，重视实体经济的发展，提高在全球市场中的竞争力；改进税收政策和社会福利政策；鼓励科技创新及其实际应用；实现可持续、包容性增长，确保未来繁荣；实现环境可持续发展，关注可再生能源，提高能源效率，保护自然资源和生物多样性；促进就业，经济发展要确保社会公正；关注提高公民生活质量。政党自身建设方面包括：正视面临一系列前所未有的严重挑战和重要机遇；改进政党自身的组织结构和运作方式，提倡多元化和遵循内部民主原则；深入社会，同民众保持经常性联系，注重征求民众意见，决策要体现民意；增加透明度和公信力，财政捐款应公开透明；增强获取信息的能力，充分利用互联网，建立网络对话平台，加强同选民在网络上沟通。当然这些政策出台只是意向性的，而且左翼与右翼在侧重点上有所不同，因此要真正做到还有很大距离。尽管如此，这些政策的宣示也表明，西方政党政治并未走向“衰败”。同时也表明，西方政党的上述政策同中国现时期的发展政策有雷同点和相似点，这已经成为我们同西方政党积极开展交流的基础。
我党同西方政党的交流领域是很广阔的。西方国家政党政治成熟而多元。除极少数法西斯政党、恐怖组织、极端主义组织外，各类政党都可以交往。就政党本身而言有左翼党、右翼党、中间党、新社会运动发展起来的政党和政治组织等。大多数政党还有同政党有联系的工会、青年和妇女组织，智库、基金会和学术团体等。这些组织和团体已同中国国际交流协会、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以及中联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等有着广泛的联系与合作。
我们同西方国家各类政党交流与合作，都遵循“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党际关系“四项原则”。30多年的事实证明，在遵循党际关系“四项原则”的基础上，政党外交取得了很大成就。我们对西方国家政党一切好的东西都要研究、学习和借鉴。但是西方主流政党都以西方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为基础。在政党交流中我们可以本着“求同存异”的原则进行对话，但不允许把同中国的社会制度和国情不符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强加于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