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与国家治理的关系及实践
复旦大学传播与国家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李良荣
新媒体倡导的网络世界，也称为虚拟世界。但互联网中政治、金融、文化、社会、生活等的运转，都和现实生活息息相关。我们既不是仅仅生活在互联网世界，也不是仅仅生活在现实世界，而是既生活在互联网这个虚拟世界里，又生活在现实世界里，这两者之间越来越多地融合在一起。
也许我们曾发现这样一种现象：有一个人，他在现实生活里温文尔雅、彬彬有礼，但查看他的网络账号，会吃惊地发现他在网上的发言“很黄很暴力”。这个人展现出来的哪一面才是真实的呢？有人说网上是真的，网下现实生活是假面具。有些说现实生活是真的，网上不过是一种发泄而已。笔者认为两者叠加才是真的。互联网曾经代表了“虚拟世界”，但现在，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越来越多地融合在一起，构成了“新世界”。这个“新世界”是人类历史上全新的世界，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全新样态，是每个人工作和生活的全新实在。这个“新世界”正在慢慢成型，它的基本特征需要我们去研究。与此相关联的国家与社会的运行方式也在调整，我们也要寻求互联网与国家治理的新型关系。
国家治理不是去治理一个虚拟世界，也不仅是治理一个现实世界，而是治理现实世界和网络世界结合在一起的这个“新世界”。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个新世界当中的一个独立个体，都有机会成为新世界的行为主体。通过对互联网和新媒体的创造性使用，参与新世界的价值、观念、心态、趋势的互动与建构。就像2014年“双十一”，我们国家创造了互联网经济的奇迹——24小时内销售额达到了571亿元。公民作为一个行为主体正在创造一个新的世界。由于新世界与现实世界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这个主体的建构过程投射到现实社会，它将深刻地影响、改变现实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影响方方面面。
对于新闻传播学领域来说，本身既是“新世界”的发源地，也是其主战场，同时也受到了最强烈的震动与影响。其中至少存有四个方面的巨变。
新世界是传播技术与传播行为的实验场。新世界的诞生与崛起，离不开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技术的进步使得信息的生产与传播正逐渐摆脱工业时代的生产关系，代之以互联网时代的逻辑与规则。时空压缩、杠杆原理、蝴蝶效应等，这些曾出现在科幻小说中的名词现已真实地存在于“新世界”当中。新型的传播技术迅速更新换代，从互联网到移动互联网，再到云计算，技术推动传播行为，传播行为又对现实提出下一步的要求，新世界就在传播技术与传播行为的互动中逐渐形成。
新世界是国家治理与政党执政的新环境。新世界作为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的叠加，多种势力在其中互动博弈。这种互动落实在具体的现实语境中，就给现实世界中的国家行为体与执政党建设提出了新的问题与要求。
形象地说，过去政府“说一道二”，现在网民“说三道四”；过去政府官员“吆五喝六”，现在我们公民“七嘴八舌”，这就是一个喧哗的世界，这向党和政府提出了全新的执政要求。
新世界是新型知识—权力结构的再组织。当前，互联网已成为舆论的主阵地，是各种力量的博弈场。互联网上的声音并不等同于“民意”，因为互联网上任何一个舆论场中的“舆论”都是多种力量博弈的结果。这个博弈过程中，至少有四个方面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包括传统媒体、政务公号、网络意见领袖、境外媒体以及驻华机构公众号等。这四个方面博弈的目标是要争夺网络舆论引导权。而这场博弈所表明的是，一种以知识—权力结构为基础组织起来的新型社会形态正在网络上崛起。
政府的意志、资本的力量、各种社会势力都在网络上博弈，这一博弈的过程、结果以及未来的方向需要我们认真观察思考与研究。
新世界是数字新闻生产的新生态环境。媒体在国家治理问题上的角色正在发生变化。在国家治理和新世界的环境下，媒体应该具有三种角色：作为党的喉舌的组织角色，作为参与市场行为的经济角色，以及作为协调社会多方利益体的公共角色。在国家治理的框架下，传媒具有代表社会利益参与国家治理的主体地位，所以它既具有组织性，又具有主体性。当前，新闻业的数字化进程在新闻生产、内容呈现、产品营销、渠道推广等方面都在进行新的探索，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从做内容到做渠道，再到做服务，而下一步，则是做生态。在新世界的生态环境下，媒体如何调适其既具有主体性又具有组织性的社会角色，需要我们对媒体的功能和角色进行重新定位，这也是我们面临的全新课题。
2014年是互联网进入中国的第20个年头，如果说这20年中国的互联网与新媒体发展经历多样的起伏与跌宕，那么我们是否想过，下一个20年，我们需要怎样的互联网？或许可以更为大胆地设想一下，下一个20年互联网甚至已经被更加具有创新性的技术所取代，那么我们需要怎样的一个“新世界”？毋庸置疑的是，无论技术发展如何，传播作为一种建构社会的“元动力”，正在现实世界、虚拟世界还有我们的“新世界”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不管在哪个世界，一个秩序、理性、开放的生存环境都是我们共同的愿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