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层面解读中国经济新常态
大公网评论员 宋代伦
时间来到二月，绝大部分地方省市已召开了地方两会，各地经济数据也陆续公布。稍早前1月20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014年国民经济数据，于是一年一度的国家与地方经济数据的大讨论开始了。在国家层面，舆论乐于将中国经济与世界各国经济情况进行比较，而在地方层面，则仍通过GDP增长率的变化来评判各省市的发展势头。
与往年不同的是，此轮讨论被套在了“新常态”这样一个更宏大的词汇下。2014年5月，习近平在河南考察首次提及“新常态”时，针对的是中国宏观经济层面，此后，该词迅速衍生到各层级、各领域、各行业。因此，在地方两会余热未散，全国两会已提上日程期间，笔者试从三个层面，围绕GDP这一核心经济衡量指标，简析中国的经济“新常态”。
2015，中国世纪元年?
首先看国际层面的比较。国家统计局公布2014年经济数据后，舆论关注的焦点之一自然是GDP总量。中国GDP在2014年首次突破10万亿美元，而上一次美国完成这一指标不过是在2000年，并不遥远。
图1
图2
图1各国的GDP走势是按美元计价显示，除美国GDP走势相对平稳外，七国集团其他成员国的GDP走势都经历了大起大落，尤其在1980年代到21世纪初这段时期。个中原因很多，首先，美元汇率对其他货币在不同时期的大幅波动。最著名的1985年《广场协议》签署后，美元对日元、马克、法郎、英镑等货币大幅贬值，导致以日本为首的发达国家GDP美元计价骤增，这使得日本经济在1990年代中期达到巅峰后开始崩盘，至今仍未走出低谷。其次，七国集团也不同程度受到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影响，再次则是本国国内经济持续衰退，如1990年代以来的日本与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但中国因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和货币政策，受美国主导的经济周期和汇率影响较小，加上中国特有的经济发展模式，因此无论是以本币还是美元计算，近二十年来中国的经济总量始终保持高速增长。
图3
也正是这二十年，中国完成了经济体量上的“大逆转”。伴随这样的指数式增长，中国在1995、2000、2005、2006、2007和2010年连超加、意、法、英、德、日，成为现在媒体经常挂在嘴边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换句话说，仅二十年的时间，中国就完成了对除美国外主要发达国家的逆袭。如果和金砖国家中人口、面积、独立时间与中国相仿的印度相比，1990年前印度与中国的经济总量和发展速度不相上下，但1990年之后差距就越来越大。2009年后，中国经济体量开始超过其他金砖国家之和。从图3还可以看出，十大经济体中，其他国家占全球GDP比重或稳定不变或下降，唯有中国，仅二十余年就从几乎微不足道转为举足轻重。
图4
因为中国众多的人口，再高的GDP被人均后，仍然很低，甚至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这决定中国仍将长期是发展中国家。不过，上面《经济学人》这张图告诉我们，中国的人均虽然还很低，但正因为庞大的人口，人均每增长一点，体量就会急剧增加。去年从年终到年末，媒体持续关注的一件事就是，按照购买力平价，中国GDP在2014年已经超过美国。岁末年初之时，美国经济学家J.斯蒂格利茨更是惊呼，2015年将是中国世纪元年。经济总量崛起的同时，中国也在逐渐强化在世界舞台上话语权。从2001年与2014年的两次APEC会议中方迥然不同的表现，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变化。不妨做一个大胆预测，当中国经济体量赶上美国+欧盟之时，中国的经济话语权在世界上方能立于不败之地。
就在马建堂公布国家统计数据的后一天，商务部发言人沈丹阳在发布会上表示，2014年中国对外投资规模首度超过同期吸引外资规模，仅次于美日，言下之意2014年成为中国资本净输出元年。这将对全球金融和经济格局产生重大影响。有分析称，未来中国资本“走出去”的力度将越来越大，中国作为资本净输出国将成为一种“新常态”。
这种新常态，让西方国家倍感压力。依托高铁、核电、码头等大型基建项目，中国在海外投资攻城略地，西方难免觉得中国在各领域抢了饭碗。在吸引外资方面，2014年中国也力压美国，首次成为全球第一。如果说2001年加入世贸前“引进来”是主线，那么从2015年开始，中国与世界的经济联系将是“引进来”与“走出去”双轮驱动，意义非凡。
从新中国的经济周期看“新常态”
舆论在关注2014年GDP总量的同时，另一个关注点则是7.4%的GDP增速成为1990年以来的最低增速。媒体尤其是外媒纷纷解读称，中国的经济衰退不可避免，甚至称印度的发展势头将超过中国。
不过，李克强总理在瑞士达沃斯论坛上的表述是，经济新常态可用两个“中高”概括：经济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发展由中低端迈向中高端水平。李克强还特别指出，现在中国经济规模已居世界第二，基数增大，即使每年7%的增长，也比五年前增长10%的数量还要大。
如果纯以统计数据来看，我们不妨将一个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分成五个档位：第一是增长率为负，GDP绝对数字减少;第二是增长率为正，但增长数量逐渐下降;第三是增量保持稳定，这是理想状态下的增长;第四是增速增加但增量保持稳定;第五是增速增加且增量也在增加，如图5所示。
图5
如果我们以新中国从1952年开始官方的经济数据来做较长时段的分析，那么我们会看到，这五种经济增长的状态中国都经历过。图6红线显示新中国历年的实际增速。我们清楚的看到，经济波动的幅度越来越小，周期也逐渐拉长。如果以温铁军总结的八次危机理论看，新中国至今已经经历了四次大规模引进外资引发的八次危机。其实即使不通过理论总结，但从图6中我们也能清楚看到中国哪些时期经历了经济危机，并联系其时代背景。
图6
毛泽东时代的经济增速可谓大起大落，并在1960年代初、文化大革命开始和结束三个时期经历了负增长，但幅度渐小。改革开放后中国告别了负增长，经济档位在2-5级间不断换挡。1980年代初、1980年代末90年代初、1998年左右、2009年左右，中国同样经历了四次经济降速，但这四次都不再是经济的绝对倒退，而是在二、三级档位间。
1990年中国GDP实际增速仅为3.8%，是改革开放后最低值，增量甚至也低于1980年代许多年份。次年即1991年，中国的GDP总量超过两万亿人民币。也正是从那年开始，中国开始开放股票市场、期货市场和房地产市场三大资本市场，人民币开始真正货币化，农民工加速流向沿海巩固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渐确立。于是，投资、消费、出口这耳熟能详的“三驾马车”，开始带领中国经济总量长期处于第五级档位。这一轮超高速增长持续到1997年结束。期间，中国GDP翻了近两番，如果以名义增长算，这几年间的增长速度达到惊人的23%。
1998-2003年朱镕基主持经济工作时期，中国遭遇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后续影响，并进行了大范围的行政和经济体制改革，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回到三、四级档位。2003年之后，伴随各领域市场化、产业化加速，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及中央领导班子平稳换届等因素叠加，中国经济增长再次挂上第五级档位，这一轮增长持续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结束。2008年底到2010年底，中国推出刺激经济的一揽子计划，通称“四万亿计划”。这轮投资又带动了2010、2011年两年GDP的激增。但因为这轮投资较为集中，中央政府被动应付痕迹强，且四分之一用于汶川地震灾后重建，因此到2012年这轮投资对GDP的拉动作用基本耗散完。
2012年中国GDP增速再次回落到8%以内。到去年为止，中国经济增长已连续三年维持在百分之七点几。单从这点看，中国经济确实在进入新常态。因为庞大的经济基数，中国想要再维持之前两轮第五级的档位，肯定不现实，但中国要出现经济崩溃也不太可能。因此，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在第二到四级档位间。
但中国的经济增长轨迹究竟如何，取决于中国经济结构怎么调，转型怎么转。经济学家陈平分析称，中国经济的结构调整方向有三条，第一是让市场主导三大产业结构，走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本土“去工业化”道路，市场自由化，大力发展服务业，放任房地产和金融泡沫挤出低端制造业，陈平认为这会使得中国经济增速十年内迅速降到5%，换挡到第二级，走上许多发展中国家过早“去工业化”的老路，陷入“依赖经济困境”。
第二是以“一带一路”等对外经济外交战略为依托，利用巨量外汇储备，输出过剩产能，调整经济结构，如果能保证“一带一路”战略不被国际局势突变打断，中国将继续保持二十年制造业繁荣，增长率可维持在5-7%，即在二到三级档位间。
第三是以中国国内为基础，将政府长远战略规划与市场调节相结合，调整中国不合理的生态布局和产业城乡布局，结合国内国土改造，引导国内的长期投资，创造新一轮的增长空间，平衡国内投资与对外资本输出。在进一步夯实国内基础，完善资本空间布局的同时，全面推进资本和设备输出，就稳居世界制高点。这样中国至少还能维持三十年高速增长，速度在8%左右，即在三到四级档位间。这或是中国未来经济增长较为理想的状态。
在评价中国的产业结构时，经常会落入一个误区，即中国第三产业与消费占比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是太低，第二产业与投资还是过高。这种看法描述了事实，但首先中国经济结构在不断优化也是事实;其次，这种观点没有考虑到发达国家与中国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过早去工业化与注重高端第三产业无法夯实实体经济基础、稳定就业，使作为后发国家的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第三，生产创造需求，投资创造消费，当然现在更多是市场需求与消费意愿引导生产与投资，但这个先后关系仍未根本改变。
现阶段，中国中西部地区还处于工业化未完成甚至是工业化初期阶段，用好财政存量、创新融资渠道，以政府加市场双调节的方式优化投资布局、工业产业集群化、缩小地域与城乡的差距(即所谓“内需拉动”)是当下要务。在这个基础上，顺着“一带一路”战略扩大海外资本输出，这样就能稳定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保持经济“新常态”下的内外稳定。此外，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概念热炒的当下，中国能否在新能源和资源再利用领域实现创新突破，也极大关乎未来的经济增长空间。
新常态下地方GDP的暗战
看完了中国的宏观走势，我们再来看看地方情况。虽然目前仍有三个省份地方两会还未召开，但2月2日31个省市区的GDP数据已全数公布，使得我们得以完整地进行横向与纵向的比较。
先来看看舆论最关心的增速。图7以雷达图形式显示了2013、2014的增速和2014、2015的预期增速。一个最直观的呈现，便是这四个圈在逐渐收缩。与各地2014年的目标相比，因为新常态的到来，31省份增速无一达标，最接近的则是重庆，其次是北京。与目标相比，落差最大的是山西(-4.1%)，其次是辽宁(-3.2%)。如果与2013年增速相比，落差最大的仍是山西(-4%)，云南并列最大。看来，山西2014年政坛遭遇地震，经济同样如此，两者具有高度正相关。
图7
包括山西在内，有七省市增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他分别是北京、河北、辽宁、吉林、黑龙江、上海，这是近年来相当罕见的情况。2013年，31省还无一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有意思的是，除上海外，其他六省市是连成一片，具有强烈的地域性。说2014年华北和东北经济连片塌陷，一点不为过。
新常态反映出的一个变化，自然是各省市不再把GDP和增速看的那么重，这一方面体现在华北、东北这些省份勇于公布并不出彩的数字，并着手调整自身不合理的产业结构;另一方面不少地方在做今年目标增速时也敢于放低身段，把数字定的较低，甚至会低于今年全国目标，这在以前是难以想象的。
如果我们将各省的GDP加总，虽仍超出全国总量4.78万亿元，但差额相比之前三年均下降不少。差额的减少，一方面说明各地统计口径与全国仍不一致，但另一方面让我们看到，各地对GDP统计注水的现象有所缓解，重点就表现在上述七省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是值得肯定的趋势。
所谓成也GDP，败也GDP。虽然各地对GDP的态度在逐渐变化，但无论你重视不重视，分析经济数量也好质量也罢，还是要回到GDP本身，奈何现在尚未有个系统化的更优指标衡量经济基本情况，完全否定GDP的意义并不理性。因此各地GDP总量公布后，各地围绕GDP暗战还是如期打响。
图8
图9
图8显示了2014年各地GDP总量与增速的关系图。如果做一条趋势线我们发现，虽然地方GDP与增速仍有负相关，但已经相当微弱，分布更像是个喇叭型：GDP总量低的增速可以很低，也可以很高，差距扩大，而总量高的目前看来增速仍保持中上水平，绝对增量惊人。而2013年(图8)，这种负相关性仍然较明显，各省分布较为集中。
图8还显示，GDP的第一集团军将后面的大部队越甩越远。第一集团军里的山东与后面大部队领头羊浙江的差距已将近两万亿。而江苏因为保持着高速增长，直追GDP老大广东。照这个趋势，不出三年广东将交出GDP第一把交椅。不过广东方面对此倒是很淡然，早在汪洋主政时期，汪洋就预料不出几年江苏将超广东，但他表示广东不想和江苏打这个经济仗，“你愿意超就超吧，我们首先要把结构调整好”。江苏也表示在抓转型升级，没考虑要超广东。但事实是，江苏确实在一路猛追，且在人均和缩小地域差距上做的更好。这场老大之争，恐怕会成为未来几年地方经济竞争的焦点话题之一。
纵观已经公布的地方政府工作报告，除了与新常态的大方向保持一致，并无更多亮点。唯一值得一提的是，上海率先取消了GDP目标，取而代之在报告中表述成“经济平稳增长，结构继续优化，质量效益进一步提高，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与经济保持同步增长”。虽然只是个数字上的取消，但却是一大进步。当然，上海有勇于取消GDP目标的硬资本，大部分省份仍需要竖立一个目标努力完成资本积累，一下子都取消并不现实。但取消GDP目标的大趋势不可避免。
近年来上海的经济增速持续较低，在四大直辖市中垫底，总量陆续被湖北、湖南、福建等超过。不过，上海的优势和独特地位仍然明显。上海自贸区的逐渐完善与年初的外滩踩踏事件，使得上海未来的工作重心转向创新驱动发展和超大城市的公共治理等方面。这些工作做好了，GDP的平稳增长是水到渠成的结果。
在全国层面的分析中，我们谈到了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三条道路，并认为第三条道路是比较理想的道路，即在国土改造基础上，加强向中西部的投资。从目前各省公布的投资方向看，14个省的投资规模超15万亿，平均每省逾万亿。其中，中西部省份在基建、能源、生态等领域投资着墨颇多，这些均是中西部目前的短板。目前明确布局“一带一路”20个省份中，超过半数位于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首先要盘活中西部的投资布局，完成广大国土上的产业转型升级。当然，这其中要避免当初“四万亿计划”的后遗症，如地方债务的扩张与投资项目效果欠佳等。
“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牢记这十二字大方针，各地该干什么其实都已经有自己的答案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