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镇化热点问题刍议
www.gcdr.gov.cn  ( 2014-01-03 14:34:26 )  来源:
编辑:  罗智刚  

中国城镇化热点问题刍议
周伟林 吴建峰 郝前进

  大城市有集聚经济效应,能产生就业岗位,在财政方面还有可支配的城市维护费用;小城镇既没有维护费,集聚能力又不够;几乎所有政策都绕过小城镇,直奔田间地头。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近20年来,中国进入小城镇的人口降低了10个百分点。
  Henderson等人的研究则发现,中国城市化滞后,城市分工不充分,相对全球其他城市而言,表现为集聚不足。例如,2000年中国人口超过300万的城市数量,与人口在100万到300万之间的城市数量的比为0.072(9∶125),而全球的这一比例为0.27。在2000年全球人口超过20万的城市中,计算所有城市的空间基尼系数,中国的空间基尼系数为0.43,而世界的这一比例为0.55,非转型大国的这一比例超过了0.55。这说明,中国城市间的人口分布相对平均,城市人口的空间分散,城市缺乏集聚。其中的原因,是许多限制性的政策影响了资源的合理配置。
  实际上,对城市规模大小的追求要因地制宜。不同规模的城市应该根据自己的功能,承担相应的基础设施投资。尽管可能存在最优城市规模的分布,然而单一的最优城市规模却没有,这是因为城市规模变化带给不同的企业或居民的收益是不一样的。
  乡村生活与城市生活:哪个对环境更有利?
  中国的集体建设用地总量逾1700万公顷,而全部城市建设用地是700万公顷,前者是后者的2.5倍。从理论上讲,作为城镇化的结果,其人口密度本来应该会提高,从而使耕地增加,因为很多人从低密度的农村转移到高密度的城市。但是实际结果却相反:数亿农民离开农村到城市工作,农村的建设用地不减反增。这是由土地制度、户籍制度和财政分配体制的缺陷所造成的。
  至于中国城镇化与环境影响的关系,Glaeser的研究值得重视。他认为,“郊区环境主义的想法是落伍的,真正对环境友善的是曼哈顿、伦敦与上海的闹市区,而非市郊……喜爱自然的人待在群树环绕之下,消耗的能源却远比城市人来得多。”
  城市体系:侧重沿海还是中西部?
  经济学家争论较多的一个问题,是投资在中西部和东部哪个效益更高?国际金融危机以后,东部的环境发生了转变。那么,产业布局、人口流动、城市建设是侧重沿海,还是中西部?如要大城市发挥集聚作用,进入城市的农民又如何享受市民待遇?未来的城镇化是以大中城市为重,还是同时加强“就地城镇化”?
  中国在全球分工中,沿海地区在区位上当然是有优势的。中国距离海岸线200公里范围内的沿海地带,仅以不到10%的国土面积,集中了全国55%的就业人数;当距离扩大到700公里,该范围内囊括了全国就业的85%。然而,由于中国超大的人口规模特征,需要控制好平衡点,有许多事物不能只用短期或局部效益来衡量。在产业和城市布局上,中国可望实现空间结构再造,即构造双层城市体系,第一是国家层面“两横三纵”的城市体系,考虑到政治、经济和地理的多种因素,这个布局是合理的。第二是区域城市体系或城市群,要坚持大中小城市、镇和农村的协调发展。城镇化要两条腿走路——农民进城和就地城镇化,两者缺一不可。
  城市发展动力:靠政府还是市场?
  城市是集聚经济的产物。国家城市体系(包括城市群之间和城市群内部)的分工该如何决定,背后的机理是什么?大量中小城市需要按照“地方化经济”来组织工业生产,应在特定的某一个行业或几个行业内进行专业化,以获得更高的生产效率,从而形成自身在区域内的独特地位。而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应专注于发展服务业,因为大城市人口多,要素集聚,交易活动频繁,创新有可能成倍出现。大城市与中小城市的功能不同,需要进行合理的分工协作。
  大国模式的城市化动力,来自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和政府的规划、治理功能,并由两者的协整而产生合力。这需要创新政府激励机制的设计和考核,区别不同地区的情况和发展条件,实行多渠道、多元的发展战略,鼓励各城市—区域发挥集聚效应,促进区域平衡,推动制度改革和增加公共服务,在推进方式上实行市场、政府与社会力量的结合。
  (来源:2013年12月30日《中国社会科学报》;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城市经济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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