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用人思想”系列文摘24:量才授官 人事相宜
www.gcdr.gov.cn  ( 2016-02-01 16:05:02 )  来源:中国组织人事报
编辑:陈明鸿    


管仲病榻荐相。

  西汉大儒董仲舒提出:“量材(才)而授官,录德而定位。”即根据才能大小来授予合适的官职,根据品德高下来确定适当的地位。“量才授官”一直是古人公认的一条用人原则。“量才授官”的目的是为了求得“人事相宜”。所谓“人事相宜”,就是用人和治事相适应、相协调,职得其人,人称其职,人尽其才,事竟其功。围绕“量才授官”“人事相宜”的用人原则和用人目标,古人亦有不少的精彩论述。

为官择人,人称其职

  “为官择人”是实现人事相宜的重要手段。这里的“官”是指官职,不是指官员。“为官择人”就是根据职务的需要来选择合适、称职的人来担任,反对因人设事。唐太宗十分强调“为官择人”的重要性,他讲:“为官择人者治,为人择官者乱。”按照官职的要求选择合适的人来担任,国家就能治理好;相反,为了照顾安排人而选择官职,国家就会混乱。

  “为官择人”说起来很轻松,真正做起来就不容易了。古今用人实践中经常犯的一个通病,就是“为人择官”,因人设事。领导者往往看到某人或某群人有功劳了,或资格老、有苦劳了,甚至觉得与自己亲近、顺意、顺眼,就想提拔他们担任更高的职务,而不在乎他们是不是适合这些职务的要求,甚至额定职务已经满员,还要再新设一些职务以满足安排人的需要。

  据《隋书·柳彧传》,隋朝初年,隋文帝多任用武将担任各州的刺史(行政长官),结果“类不称职”,即一般都不称职。柳彧担任治书侍御史,忠诚正直,敢于直言。他上表给文帝说:“当年汉光武帝刘秀是一代明君,他出身平民,但深知人才各有长短。他与身边二十八员武将,披荆斩棘平定天下,及至功成之后,这二十八员开国武将没有一人担任行政职务(‘无所任职’)。”在称赞了刘秀的正确做法之后,话锋一转,柳彧继续说道:“刚才我看到诏书上任命上柱国(勋位第一等)和干子为杞州刺史。和干子已年近八十,到了迟暮之年。以前他任过赵州刺史,由于职务上的事他不懂,政务都交给手下一伙小人处理,结果是贿赂公行,百姓怨声载道,编出骂他的歌谣到处传播。”最后,柳彧说出了自己的观点和主张:“俗话说,‘耕种的事问农夫,纺织的事问妇女’。这就是说人各有所能。和干子精于弓马武艺,这是他的长处,但管理百姓,履行职务,他就不懂了。陛下一心想把国家治理好,日夜操劳,如果说是优待尊敬老臣,自可多多赏赐金钱布帛;如果任命他担任刺史,那国家损失就太大了。”隋文帝听了直说好,便免去了和干子的职务。柳彧这段话有一个看点,就是说人各有所长,“耕种的事问农夫,纺织的事问妇女”,如果纺织问农夫,耕种问妇女,肯定不行。以这样一个浅显的比喻说明了一个深刻的道理:国家公职,尤其是那些重要职务要挑选合适的人来担任,不能作为奖品、礼品随意送人,否则国乱民怨,损失重大。

  为了做到人事相宜,古人不但主张用人所长,有时还考虑更细,根据职务当时当地的实际需要,选择作风相合、性情相符的人来担任,真正做到了知人善任。北宋真宗时,秦州是边远地区,曹玮在知州这个职位上任职时间很久了,多次请求替换。真宗问宰相王旦谁可替代曹玮,王旦推荐枢密直学士李及。真宗于是就任命李及担任秦州知州。朝廷众官议论纷纷,都说李及虽然谨慎、厚道,品行可靠(“谨厚有行”),但不是戍守边境之才,接替曹玮将“不胜其任”。王旦听到大家的议论也不解释。过了一段时间,从边境传来了赞扬李及的消息,大家又都说王旦有“知人之明”。王旦这才说出了他推荐任用李及的考虑,他说:“曹玮做秦州知州有七年之久,羌人对他惧怕而顺服。对于边境事务,曹玮都已妥当处理并形成章法。如果派别人去接替曹玮,必然为了表现自己聪明能干,对曹玮的章法多所变更,从而破坏了曹玮多年治边得之不易的成绩。我之所以举用李及,只是因为李及稳重厚道,一定会严格遵守曹玮的规矩和处理方式而已。”听者叹服不已。

大材大用,小材小用

  用人如器,人无弃才,但这并不等于说人才同等重要。人才各有所用,大材大用,小材小用。用人者务要因才使用,量才授职,不可大材小用,或小材大用。

  王安石在讲到“任人之道”时,非常概括地说:“人的才能有高低区别,人的品德有厚薄不同,所以给他们安排的职务,就可能有的合适,有的不合适。”王安石进一步说道:“让那些德厚而才高的人担任长官,让德薄才低的人担任属员。”

  与王安石同时代的程颢、程颐兄弟俩,是北宋有名的理学家。他两个对这个问题似乎说得更加具体:“世间并不缺乏贤人,问题是你的求贤之道是不是正确。”正确的方法就是量才授职,大材大用,小材小用。“能胜任宰相职务的人,任命他做宰相;能胜任卿大夫一类职务的,让他做卿大夫;有办法能治理好州郡的人,派他去担任刺史;有能力管好一县政务的人,派他去做县令。各类人才各得其任,各项工作就会发展起来,这样一来国家还不能治理好的,是从来没有的事。”

  明永乐二年(1404年)四月,吏部尚书蹇义奏请选拔官吏的事,明成祖将他教导了一番,话讲得简明扼要,其中说道:“用人之道,各随所长,才优者使治事,德厚者令牧民。”“才优者使治事”,比如,翰林院一般都是选拔学识渊博的人在其中供职,负责兴修水利的官职也需要由治水人才来担任等。“德厚者令牧民”,“牧民”当然也需要有一定才能,但对直接与老百姓打交道的地方官来说,要求他们廉洁奉公、厚生爱民,比要求他们才华出众更为重要。

  用人是一门大学问,要做到用人得当、人事相宜,并非易事。如果只是简单地作一番考察,找了一些例子证明某人忠于朝廷、清正廉洁,且能办事,又善言辞,便认为是德才兼备,提拔重用,这恐怕距离真正的用人得当还差得远呢!按照一定的固定格式去套用、衡量一个人的德才情况,最多算是了解了一些基本情况或表面情况。要想做到人事相宜,还需要掌握该人的性情特点、思想方法、处事方法等。《吕氏春秋》讲了一个用人实例:春秋时齐国的国相管仲得了重病,依靠管仲而称霸诸侯的齐桓公马上想到了国相让谁接班的问题。管仲让齐桓公先说看谁合适,他来参谋。齐桓公第一个提出鲍叔牙,管仲马上回答说“不可”。我们知道,齐桓公刚即位时,是打算让鲍叔牙担任国相的,而管仲当时是齐桓公的仇人,齐桓公本来要杀他,是由于鲍叔牙的极力推荐,齐桓公才请管仲担任国相的。就是说,鲍叔牙是管仲的知己和恩人,而且按照一般标准,鲍叔牙也绝对算得上一个德才兼备的贤人。那么,管仲为什么说他担任国相不合适呢?原来管仲有更深的考虑,其理由是:“鲍叔牙为人清正廉洁、清高正直。见到不如自己的人,就不愿与他交往;一听到别人的过失,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看来,鲍叔牙是个正人君子,洁身自好,嫉恶如仇,但不能宽容人、团结人,所以不适合做国相。齐桓公于是又问隰朋是不是可以,管仲回答说:“隰朋这个人,自己的志向很高而对别人要求很低,自愧不如黄帝,而体恤不如自己的人;他对于国事,有些不必过问的就不过问;他对于日常事务,有些不必知道的就不去了解;他对于人,并不是事事都那么较真,有些过错就装作没看见。如果没有更合适的人选的话,那隰朋就可以了。”

  做事总有出差错的时候。用人也是这样,即使认认真真地按照职位要求去选拔人才,也会发生任用不当的问题,那怎么办呢?办法就是及时调整。西晋时候有个叫庾峻的,曾任御史中丞、侍中等职,是当时官场上公认的“有才思”的人。他在给皇帝的上书中,针对当时“九品中正制”按家庭背景定品授官的弊端,提出了“随才任官”、建立奖惩制度、建立退休制度等建议,其中说:“如果官员能力小,不能担任较高的职务,就可以降职到较低岗位上,这也是‘使人以器’啊。”

  选人之前,首先明确和坚持“为官择人”的原则,反对“为人择官”;选人之中,坚持量才授职,大材大用,小材小用;选人之后,可以适时调整,做到人事相宜。这是古人给我们提供的一套完整有效的用人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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