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2月2日上午，我和义鹏坐上了成都发往汶川的最早一班车，两个小时后，我们开始了在汶川县为期5天的调研。调研期间，我们走访了四个乡镇，访谈了县委常委，村小组组长、会计等在内的基层干部13名，并走访了村民4位。五天的时间并不长，不足以支持我们走遍汶川的所有角落，但这匆匆一瞥，却让人感慨万千。
我所震惊与感慨的，不只有地震残酷、生命脆弱而应对自然饱含的敬畏，不只有生者坚强、九州齐心所共同取得的重建成就。我所震惊与感慨的，还有那些奋战在灾后重建、基层管理最一线的基层公务员。五天的走访，质朴的言谈，我觉得将他们称为“基层的支柱”并不过分。然而，可叹的是，这些“基层支柱”们确是不折不扣的“体制内弱者”，他们领着最微薄的工资、顶着最底层的职务，却从事着最具体、最琐碎繁杂又最关乎民生与稳定的工作，他们在基层岗位上长久的、默默的奉献着自己的青春与光热。
“基层支柱”压力大
基层工作没有时间性，遇到重要检查或紧要任务，加班加点是常有的事。地震过后，从中央提出的“三年基本恢复，五年发展振兴，十年全面小康”的灾后恢复重建总体目标，到“三年任务两年完成”的恢复重建“四川速度”，无一不是时间与速度、与质量的较量。尤其是震后次生灾害频发，基层干部们一边忙着重建，一手还得防着救灾，“最怕的就是下雨，一下雨就得裹着被子去守着”。
辉煌的重建成就背后，是被戏称为“5+2”、“白加黑”的工作模式，以及无数基层公务员加班加点、任劳任怨的日日夜夜。“那个时候真是没日没夜的干，晚上三四点钟睡，早上六七点就起来了，那两三年都不晓得啷个在过...很多同事身体扛不住，在医院住一个星期，回来又接着干...”，映秀镇欧书记的这席话被我们多次引用，倒不是因为词穷，而是质朴言语所道出的艰辛和坚守，欧书记说这话时眼里闪烁的那份振奋与自豪、以及掩藏不住的疲惫与无奈。
“基层支柱”任务杂
“千条政策、万件部署，最终归于一处，要由他们来具体落实”。访谈中我们发现，无论是经济发展扶持政策的宣传与落实、应急预案的演练与实现、还是信访与维稳工作甚至是年末慰问户的确定与工作开展，最终落实都得是基层，尤其是村镇一级。对上政策的落实，曹锦清曾在《黄河边的中国》一书中记录过一位乡干部的话：“我在乡政府干了八年，为推行计划生育，为征粮派款，我抓过人，牵过牛，扒过房子…”，凑巧的是，吴县长也给我们讲了一个自己在当乡镇干部时到超生户家征收社会抚养费的故事。“说了两天的话，干了两天活，他们也拿不出钱”，最后同意以家中的生猪抵付，但是生猪又无法直接上缴财政专户，只能由“年轻气盛”的吴县长再充当了回屠夫，杀猪卖肉后再将肉款上缴。
对下，基层干部更是老百姓的事务官。“中国农村的社会观念还是比较家长制的，政府的职责边界并不清晰，主要还是传统父母官的做法”，现任水磨镇镇长程莉师姐如此总结到。访谈中发现，老百姓自家的安置房外墙皮剥落了、窗户裂了，家庭有困难了，子女不孝顺了、邻里有纠纷了，基层公务员、尤其是基层干部，都是当仁不让的调解员和倾诉对象。作为“包村干部”的一员，在水磨镇工作已愈15年的陈姐说道：“基层工作就是这样，很多矛盾都是小误会引起的，先认真听群众诉苦，说完后再沟通交流，老百姓才比较容易理解。”
“基层支柱”工作难
除去具体事务繁杂，基层也是社会矛盾集中的地方，尤其是社会变革附带的利益纠纷。作为2006年的选调生，原映秀镇镇长、现县委组织部的刘副部长提到，映秀的基层问题不仅有震前工业企业与民众之间的经济债务纠纷等历史遗留问题，还有重建过程中涉及到的重新分配/调整土地、重建/新建道路等基础设施占用土地、砍伐大樱桃树等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冲突等问题。利益纠纷本就最难调，农村复杂的亲属、家族关系又会让这些问题变得更为复杂。
另外，百姓对政府工作的调查、处理程序等存在认知偏差，基层的工作并不容易被理解。“老百姓反映问题都会觉得自己是对的”，并且“一般都希望能够马上得到解决”。然而，一方面，政府在处理过程中一定要讲证据，“比如房屋质量问题，一定要分清是设计、监理、施工哪个环节出了问题，还是老百姓自身操作不当而引起的”。另一方面，政府在处理问题时也有相应的调查过程、处理程序，这些都是与百姓预期的立竿见影的快速处理结果所不相符的。
待遇低下的“体制弱者”
账面工资低，隐性福利、灰色收入多，这被认为是公务员收入“公开的秘密”。不然，怎么每年会有那么多人千军万马想要过公务员考试这座“独木桥”呢？然而，访谈过程中，我们听到的却是“我们都没有被纳入《劳动合同法》的，周末值班也没有加班工资”、“年终奖？年终奖跟地方财政挂钩，甘孜一年的财政才多少，还有什么年终奖？”...大多数基层公务员、尤其是像汶川这种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基层公务员守着的，还是那份微薄的工资。这也是义鹏在《汶川人才政策报告》中提到“小甘出走”[1]的重要原因，想想都让人无比难过与惋惜。
对于养老保险金改革，人社局王副局长个人觉得可能是“社会对公务员的不认同和误解引发了养老保险改革”。的确，个别公务员的腐败与特权、个别地区公务员的福利与待遇、个别部门公务员的散漫与自由行为，让全国大多数无辜的公务员承受了本不该承受的怨念与压力。对于公平的追求、民意的顺应，或许可能会损害这些奋战在基层一线公务员仅有的“利益”，对于汶川这样原本就难以吸引人、难以留住人的地方，可能更是雪上加霜。
报纸、电视、网络、农民工、上访者、拆迁户...他们都曾给我们塑造过无数不同的基层公务员形象，五天的调研虽是匆匆一瞥，但也让我对这个群体有了更多的认识。我们无法否认，基层公务员这个群体中，不乏“一杯清茶两张报纸”混日之辈，也不乏量多面广危害基层的“苍蝇”之辈，但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付出远大于回报者却是绝对大多数。越是底层的公务员，他们的工作越是具体、繁杂，责任越是重大，受到民众苛责抱怨越是稀松平常，他们跑上跑下、加班加点，不论是在工作量、贡献度上，都无愧“基层支柱”这个称号。然而与之相对的，却是体制内相对弱势的地位、长期的不足待遇、有限的晋升空间，以及舆论加诸的众多压力…
如何用客观、理性的眼光看待这个群体的工作及生存现状，给他们合理的经济回报与发展空间，是维护基层社会稳定与牢固国家政治根基的基础。如何考虑基层的实际、不同地区的差异，是政策能否“落地”的前提，也是我们在呼吁养老保险金改革、推行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过程中需要谨记的问题。
写到最后，脑子里旋转的，都是小组调研材料中“那无数个不知疲倦的日日夜夜”、“无一不是兢兢业业，勤勤恳恳”的片段。那张被晒得红亮的脸、因紧张不断搓手的画面、还有那能够穿透办公室的爽朗笑声，一遍遍在我脑中加速回放…向他们致敬。
[1]《人才政策要适应并服务地方发展—汶川县人才政策相关问题调研》：“无论从哪个角度观察，他都是深得领导信任、同事喜爱的重点培养干部，而且还是一名90后。几乎无法想象“辞职”两个字会从他的嘴里说出。然而小甘确实要走了，几天之后就要去一座大城市的银行做行政工作，下个月他拿到的工资会是此前三到四个月的工资之和。”
